毛尖谈孙甘露《千里江山图》:一部小说的发生学

时间:2022-07-16来源: 首页-新博88-首页

  《千里江山图》是著名作家孙甘露沉潜多年的最新长篇小说,草蛇灰线,伏笔千里。作家寻找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,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:他们是父亲,是爱人,是兄弟,他们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,在焦灼乱世行走江山。至暗时刻,肉身直面生与死的钢刃,一个人愿意看到什么,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千里江山图,是传世青绿,是接头密码,是任务代号,也是用生命写下的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情书——“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,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,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。”

  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本我们从上个世纪等到这个世纪的书。这本书的发生,就像谍战。饭桌上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,孙甘露允许了我们对小说作出山河驰骋。吃着红烧肉,大家想象这个小说应该是青一章,绿一篇,既分离又交互,就像孙甘露过往的缠绵:既是此地,又是他乡;是少年,也是秦娥。

  后来在一次活动中,孙甘露透露,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发生和画家徐累、孙良有关。受徐孙两位影响,他自己也很喜欢去博物馆看各种展览,大家碰面,也会经常聊到画,因此有了关于王希孟的想象。

  几年后,媒体描述,这部小说关乎《千里江山图》,也关乎一个男人。大意是,在错失一生中最珍贵的感情之后,男人重新认识女人、家庭、国族之于一个中国人的意义。

  时间哗啦,每个人都对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有了自己的想象。朋友聚会,看到孙老师,都会问,《千里江山图》快了吧。孙老师总是笑笑。反正呢,在上海,提到《千里江山图》,直接关联人不再是王希孟,是孙甘露。

  然后,2021年,在上海文艺社的重点书出版介绍中,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介绍画风突变,大致如下:此书以细腻的日常描绘反衬斗争的惊心动魄,以知识分子的从容献身反映信仰的强大感召,以精致舒朗的故事书写历史的宏阔辽远,以更文学的方式探索主题叙事的多种可能,创造了重要小说家书写重大题材的全新范式,将主题叙事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,从而用更文学的方式,在更深层面上展现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、慷慨悲壮,凸显革命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。

  乍一看到,我有点懵。《千里江山图》,不是应该关乎青绿巫山,春风十里吗?用孙甘露自己的修辞,不应该是,用比缓慢更缓慢的流水,给嗷嗷待哺的读者一种款款而至的慰安吗?怎么突然变成1933年中共地下组织的千里江山图行动了呢?

  来看小说双男主。陈千里和易君年第一次接头,陈千里被中共派到上海重启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,易君年出场身份也是中共地下党员,掩护身份是字画铺老板。刚认识,易君年就给陈千里讲了一个故事。

  上海有个大藏家金先生,想要一幅仇英。终于有一天,有人要带一幅仇英上门。金先生约了行家一起鉴赏。没成想,行家一番观摩,结论是:假画。金先生只好送客。但金先生觉得事有蹊跷,让下人跟着出去。下人回来报告,说行家在门外街上拦住那人死活买下了仇英。金先生大怒,扔话给行家,要么……要么……

  这个故事是小说的核。既确立了陈千里和易君年的无间道关系,也建立了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的走向。不过,这个事情发生在小说开始不久,读者还是懵懂的,以为就是孙甘露挪用的一则《笑林广记》,要等全书终结,才能理解这个故事是隐喻。我不能剧透了。

  所有牛逼的小说都是这样的吧。草蛇灰线,伏笔千里。就像奥斯丁要在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开头,直接宣布故事的主题和结局:凡是有钱的单身汉,总要娶位太太。

  陈千里出场的时候,就像个有钱的单身汉。他第一天出现在小说里的时候,穿镶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,加上面庞清秀,样子好得就像年轻时候的孙甘露自己。

  理论上说,先锋时代的孙甘露,虽然很少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人物外貌,但永远,从他小说的第一句开始,“如果,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,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。我趴在窗前。此刻,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”(《访问梦境》),读者就准备好了邂逅阡陌公子。而这些梦中男人,他们的姿态,始终是轻风般的隐语者、遁世者(《信使之函》)。这些或者无名或者有着“时令鲜花”名字的男人(《仿佛》),构成了先锋小说最大的岛屿,孙甘露也藉此为中国发明了一门“夜晚的语言”。他的主人公,在梦里翻山越岭,在现实中,却一步都不曾移动,始终是“从窗口眺望风景”的形象(《我是少年酒坛子》)。

  所以,孙甘露的时态是太虚,语词关系细若游丝,所有主人公,也逐渐从“嗜梦者演变成了梦中人”(《请女人猜谜》),他们在“草席似水,瓦罐如冰”的故事里,用令人遐想的语调,“给人惊讶不已的愉悦之感”。这些翩翩少年,这些渔色英雄,他们“顺流而下”(《我是少年酒坛子》),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小说中的最魅一族。他们背对读者,我们也满足于只看到他们的背面。总之,梦境是孙甘露小说的主要场景,背面,是人物的主要姿态。

  这个男人,不仅有真名实姓,有确凿身世,有组织关系,有兄弟女友,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。这个男人,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,都掷地有声,都进入历史。

  千里江山图,是著名宋画,是陈千里的接头密码,是中共地下组织上海行动小组的任务代号,也是这部小说的麦格芬(MacGuffin)。

  麦格芬是悬谍大师希区柯克的主要语法。在希区柯克几乎所有的电影中,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麦格芬。从他早期的《房东》《指环》《敲诈》,一路经过《美人计》《迷魂记》《惊魂记》,到后期的《艳贼》《奇案》,希区柯克都使用麦格芬来牵引观众注意力,比如《美人计》中的纳粹铀沙,《西北偏北》里的微缩胶卷,这些装置构成影片的叙事动力,推动主人公一路向前,而观众跟着加里·格兰特一路前行,经历阴谋和爱情,生死和背叛,搞到最后也就没人在意铀沙或胶卷本身,大家都更乐意看加里·格兰特跨山跨海,一边陷入与英格丽·褒曼或爱娃·玛丽·森特的缠绵。

  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这个“千里江山图”,在功能关系上,也是被这样设置的。小说开头,不同战线上的十一个地下党员,每个人携带几张骨牌,从上海的四面八方出发,进入菜市场附近的一个秘密会议点,等待携带骰子的人给他们布置任务,也就是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。十条线索,包括特务和暗藏的叛徒,齐头并进,漂亮得不得了。然后,这个在小说第一节就被特务打断的千里计划,成为叙事麦格芬,一直到小说最后,整个计划都语焉不详。我们看到的是,在内外特务的强力监视下,陈千里率领行动小组,矢志不渝地再次进入计划。和希区柯克不同的是,《千里》中只有江山,没有罗曼司。

  本来,革命题材不构成孙甘露的写作履历,但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幅江山美人图,对于孙老师,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奇妙的是,孙甘露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装备,所有过往的情和爱,他的新男主用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,逆流而上。这是孙甘露小说史里的新人,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。

  他之前的小说速度非常慢,行动少,动词少。这一次,他把一辈子要用的动词都用上了,而且高速。整个文本,短句短段落短平快,平均十个字一个动词,人物出场,都言简意赅直接动作,比如,“老卫站在上街沿,手里拿着个烟盒,似乎正准备拆开。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,抬头注视前方,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。”无论是我方还是敌特,除了受伤,几乎都没有在小说里休息过。光是“快”这个词,就出现了87次。“撤”,54次。

  在孙甘露的写作史上,这样的书写本身,几乎称得上“简陋”,但这种写法,却是文学史上的谜之时刻。或者说,动词高速运转的时刻,都是文学史拐弯时刻。鲁滨逊来到荒岛,用连轴转的系列动作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:

  第二天我去了我那所谓的乡村住房,砍下一些小枝条,我发现它们正合乎我想要达到的目标。于是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准备了一把短柄小斧去砍下大量枝条,我马上就发现,这种枝条这里多的是。我竖起它们在我的环形篱笆里晾晒,等晒干到适合使用时,我便将它们带回,放到山洞里,等下一个季节到来时,我就坐在山洞里使自己尽可能多地编一些篮子,来装土或是搁一些临时需要放的东西。虽然我编得并不漂亮,但却是十分适用的。这之后,我就注意到不让家里没有篮子,旧的用坏了,我又编新的,特别是我还编了一种又结实又深的大筐篮,准备等我收到大量谷物时来放粮食,再不用袋子装了。(笛福·《鲁滨逊漂流记》)

  他上百货大楼时,总喜欢靠在柜台上和女店员像老熟人一样聊聊,问些套近乎的问题。如果是在人少的场合,譬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,他追人的速度要放慢一些。如果他发现一个看来可以下手的对象,他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来——打招呼问好,带路去客厅车厢,帮助拎手提箱。如果拎不成箱子,那就在她旁边找个位子坐下来,满心希望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可以向她献献殷勤:拿枕头啦,送书啦,摆脚凳啦,放遮帘啦。他能做的主要就是这一些。如果她到了目的地,他却没有下车帮她照看行李,那是因为照他估计他的追求显然失败了。

  文学新人出场,经常是这样的动词词频。我们的文学史也如此,《金瓶梅》开张,金庸开张,都是马不停蹄的连轴动词,开出新节奏。或者,借用莫莱蒂的分析,这种动词汹涌的时刻,“不仅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,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开端——永远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里有了可见的形式。”(莫莱蒂·《布尔乔亚》,朱康译)

  这种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,在大量的革命小说或希区柯克的悬谍电影中,一直是用爱情来奖赏牺牲,用激情的最高形式托举事业伦理,比如《青春之歌》中,给林道静配置卢嘉川和江华。比如,《美人计》中,把加里·格兰特颁发给英格丽·褒曼。

  爱情,是孙甘露的主要发明。当代作家中,他也是当之无愧的首席爱情诗人。但是,十八万字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没有出现过“爱情”两个字。虽然小说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,但孙甘露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。

  地下党员出场就集体被捕,特务头子倒也艺高胆大,把他们全部放出来,准备长线钓鱼,如此,一场瓮中捉鳖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博弈展开。地下组织一边要甄别内奸,一边要在特务眼皮底下完成“江山计划”的经费转运和中央领导的千里转运。叶启年领导的特务组织,和陈千里有私怨也有公仇,敌人既不吃素,还很残酷。这是一场信仰之战。

  小说中,频率最高的词,是“牺牲”,93次。本质上,这也是一部关于牺牲的小说。各种各样的牺牲不说,其他时间段的牺牲不说,光是为了执行这个“江山图计划”,前赴后继有名有姓的牺牲者就包括中共上海区领导老方,妇女干部凌汶,中央特派员林石,以及1933年4月4日,一起在龙华监狱就义的陈千元、董慧文、李汉、田非、秦传安、梁士超和卫达夫。最后时刻,卫达夫本来是有机会逃离的,但为了确保行动成功,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敌人嘴边,他微笑着拒绝了生还。

  这些人都很年轻,陈千元和董慧文还是一对恋人,没来得及对彼此说一句“我爱你”。他们进入这个特别计划,没有一个人喊过一句口号,没有人说过什么大词,他们把生命交付出去,就像1933年的农历新年降临一样,自然而然。孙甘露如何在文本里建构了这种比爱情更奋勇的激情,比爱情更磅礴的形式?

  卢卡契说,每一种形式都是针对生活的根本的不和谐作出的化解。“千里江山图计划”,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。整部小说,对这个计划没有特别交代,但是,孙甘露特别牛逼地用一句线年的状况,以及中共地下组织要守护的是什么。

  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易君年接头。那几天,卡尔登在演歌剧《图兰朵》,海报上有中意两种文字,写着:在图兰朵的家乡,刽子手永远忙碌。这是《图兰朵》开场合唱中的一句,孙甘露写道:“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。”整部小说,有很多这样的互文时刻,尤其发生在易君年出现的场景里。易君年第一次和凌汶见面,在书店里,凌汶拿起一本小说,小说中写:“她知道这部小说,几天前,她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它的介绍。《二月》,她记得这个书名,书里有一位寡妇,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。”凌汶没看懂小说封面的木刻图案什么意思,旁边的男人,也就是易君年,在边上说:“你没看出来吗?那是一条河,河面上漂浮着树叶、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。”

  上海漂浮着多少刽子手,就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。而就在陈千里们紧锣密鼓的奔跑中,江山图真正展开,孙甘露不仅盘活了当年上海的很多场景,更重要的是,得益于他早年的邮递员生涯,上海在小说里纪录片一样展开,所有的机构、地名、事件都实打实可以被历史定格。就连交际花的台词,“徐枕亚你认识吧?他跟我跳过舞的”,都能被考证。

  外滩华懋饭店,世界大旅社,四马路菜场,北四川路桥,邮政大楼,南市老城区,法租界公董局,跑马总会,公益坊,顾家宅公园,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,茂昌煤号,工厂酱园,肇嘉浜,小木桥,朱家角镇,淀山湖区,珠沪县道……小说涉及几百处地名,全部能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。这些地名集合起来,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,鲁迅、冯雪峰、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、辛垦书店,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,贴着《海外鹃魂》海报的浙江大戏院,挂着玛琳·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,这是陈千里陈千元董慧文们的上海,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,守护这个世界里的咸菜、什锦菜、狮子头,他们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,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爱,让他们毫不犹豫。如此最后,当他们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,缓缓呈现的时候,我们热泪盈眶:“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,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,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,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。”

  卡尔维诺在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里说: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,人的沉重感,天体的沉重感,城市的沉重感。而首先,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。

  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中,斩妖勇将柏修斯为了不让粗沙损伤美杜莎长满小蛇发卷的头,他用柔软的树叶铺垫地面,上面又加一层水下植物的嫩枝,才把美杜莎的头放下,脸朝下。卡尔维诺认为,柏修斯作为一个英雄所代表的那种轻逸,令人耳目一新。如此,才能发生后面匪夷所思的奇迹:细软的海草稍一触及美杜莎就变成了珊瑚和水仙。

  整部《千里江山图》,最令人赞叹的就是这种柏修斯性质的举重若轻。有时是反讽,比如,在逃追捕的生死时速中,崔文泰顺了冷库货梯旁的一爿猪肉挡脸,而这一节的逃亡就结束在这么一句上:“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,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了一爿猪肉吧?”有时是克制,比如陈千里被派到上海来重启“江山图计划”,下线中有一人叫陈千元,兄弟相见,就一句,“爸爸妈妈都好吗?”然后直接进入工作。所有烂小说里的误会,纠结,眼泪,撕扯,都被清空。叶桃虽然有一个特务头子父亲,但没有一刻被家庭伦理裹挟,她和陈千里的爱情,也像那个时代一样明亮,用的是涅克拉索夫: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,我不禁露出微笑。就这些了,没有其他抒情。就像小说里的每一次牺牲,也都迅速结束,最后,陈千里目送着自己弟弟和战友们驶向敌人,小说一句话结尾: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,抹去脸上的水,望了一眼船舱,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。

  不用再多说一句什么。历史歌咏会自动补足其中热泪。就像很多年以后,当记者说起当年的特务头子叶启年在六十年代的一本香港杂志上,仍然声称是陈千里枪杀了女儿叶桃。陈千里只说了四个字:叶桃清楚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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